“近平同志与我是布衣之交” ——习近平在厦门（十二）（节选）
采访对象：陈慧瑛，女，1946年生于新加坡，归侨，散文作家、诗人、教授。1967年厦门大学毕业后到太行山插队劳动6年，1978年至1988年任《厦门日报》社文艺副刊主任编辑、记者，1988年至2007年任厦门市人大常委、侨港澳台外事宗教民族旅游委员会主任，1992年至2002年任福建省人大代表。
采 访 组：沈凌 路也 胥晴
采访日期：2017年6月3日
采访地点：厦门市陈慧瑛家中
采访组：陈主任您好！习近平同志在厦门任副市长期间，您是《厦门日报》社文艺副刊主任编辑、记者。您和他是怎样认识的？请您谈谈你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
陈慧瑛：近平同志是1985年6月从河北省正定县来厦门任副市长的。对这位年轻的副市长，我有着真诚的崇敬和刻骨铭心的记忆。
1985年，我已经在《厦门日报》社工作了8年。因为当时特区刚刚兴起，我在副刊当文艺编辑，一边做编辑工作，一边主动采写新闻当记者，几乎每周都有一篇比较大的文章刊登在《厦门日报》上，当时很多人喜欢读我的文章。那年冬天的一天，分管文教宣传工作的近平同志来到深田路46号《厦门日报》社，问遇到的人：“陈慧瑛同志在哪里？”人家告诉他我在5楼，他就噔噔噔地上楼来。见到我以后，人家给他介绍：“这就是陈慧瑛。”他听了，很高兴地伸出手来和我握手，满面笑容地说：“你就是老陈啊！你的报告文学、散文还有散文诗都写得很好，我很喜欢，你为宣传特区的人和事做了很多工作。”
近平同志来到厦门的时候是32岁，当时的我还不到40岁。见到一位素昧平生的年轻人这样鼓励我，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本以为他是来投稿的，报社的同仁告诉我，这就是习副市长。他穿着白衬衫和外套，很帅气、很年轻，个子很高。我们简单聊了一会，发现他非常和蔼可亲，言谈儒雅，很热爱文学，对古今中外的文学著作非常熟悉，令我十分敬佩！由此，开启了我们之后几十年的“布衣之交”。
直到现在，我和近平同志一直保持着联系，包括和彭丽媛同志——当时我叫她小彭，现在叫她彭主席，因为她是全国文联的副主席，我的本职工作是市人大侨港澳台外事宗教民族旅游委员会主任，也是厦门市连任五届的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近平同志在福建将近18年的从政岁月里，由于工作、生活上接触的方方面面，我对他既具有雄才大略、又特别珍重情义的特质，有着极为深刻的记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非常喜欢读书，也爱好文学。他和您有过文学方面的交流吗？
陈慧瑛：近平同志刚到厦门的时候还是单身，业余时间就邀请记者、作家、文学青年在一起，谈文学、谈艺术。他博闻强记、学识渊博，和大家亲密无间，我们也从不把他当官员看待。他自己也写诗、随笔和小说。你们可能想象不到，他竟然写过电影剧本。
1986年初春的一天，时任北京《中国工人》杂志社主编的郭晨同志是位作家，也是我的朋友，从北京到厦门来，除了向我约稿，还请我带他去见近平同志，他们原来就曾相识。
《厦门日报》社在厦门深田路，近平同志住在图强路，离得很近，拐个弯就到了。到了他家，我们交谈甚欢，谈文学、谈艺术，谈北京、谈厦门，可谓无所不谈。后来了解到在北京工作时，近平同志和郭晨一起创作了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名叫《基督医生》，分6期连载在1986年5月至6月的《厦门特区文学报》上。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当时关心文艺工作者的故事？
陈慧瑛：近平同志对文艺工作者确实非常关心。我就讲两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小故事，一个是要车，一个是要房。
1986年冬天，厦门市文联主席对我说：“我们文联从解放初到现在，几十年了一辆公车也没有，年纪大的艺术家们每次开会、参加活动都很不方便，特别是遇上刮风下雨就更麻烦了。你和习副市长熟悉，能不能请你将情况报告给他，让他给文联批一部工作用车。”我当时兼任市文联副主席，觉得这也是分内之责，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近平同志请示。没想到他一听，马上露出非常关切的表情，问我：“真的几十年都没有一部公车吗？”我回答，确实没有。他说，那就请文联写个报告来吧。后来，他真的把文联的报告批给市财政局。两周之后，市文联就领到了第一部公车——12座的丰田面包车。
过了不久，市文联又希望通过我向近平同志给文联申请几套福利房。本以为刚刚要了车，又去要房，他会拒绝。可没想到，近平同志很认真地向我了解市文联现在各级干部住房情况和具体困难，然后就在市文联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大概一个月左右，市里就为文联划拨了3套职工用房，一套给了文联的老主席，一套给了资深的老编辑黄登辉同志，还剩下一套分给一名新来的职工。
采访组：您说您和习近平同志是布衣之交，您能说说你们之间的一些交往细节吗？
陈慧瑛：最能体现我与近平同志布衣之交的，就是我两次为他送行的事情。
第一次是1988年，他调离厦门前往宁德工作的时候。
有一天，我到漳州市龙海县采访，大概晚上6点左右，当地同志告诉我，县委办有我厦门来的长途电话。我一听，以为家里有事，急忙赶到县委办公室，拿起电话，问：“您是谁啊？”电话那头传来近平同志的声音：“是我，我打电话来向你告别。”我先问他怎么知道我在龙海，他说他打电话到我家，我爱人老吴告诉他我到龙海来采访了。他跟我讲：“组织上要调我到宁德去，明天就走”。
我一听马上就说：“那我赶回去为你送行！”但近平同志说：“龙海开船要有潮水，明天要下午涨潮时才能开船，我明天上午就离开了。陈大姐，以后你到宁德来看我吧。”为了能赶回厦门送行，我决定连夜乘车，取道漳州回去。第二天一早6点多，我赶到图强路近平同志宿舍。他一看到我，快步走过来，两手与我紧紧相握，又惊又喜。正式分别时，近平同志一再嘱咐说：“大姐，到宁德来看我！”那一刻他很淡定，很平和，我在他的目光里面看出了他对厦门这片土地的眷恋。
第二次送别是在他从福建省长任上调往浙江时。2002年10月10日上午10点多，我正在市人大办公室上班，忽然接到近平同志秘书打来的电话，说：“省长交代我告诉你，明天中午一点钟，他就乘飞机去杭州上任了，今后你去浙江，一定要去看他。”我就问他，习省长去了浙江还是当省长吗？秘书告诉我，任代省长。
我听了之后，真的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毕竟浙江与福建相比是江南大省，这是荣调，我真诚地为他高兴；但是如此爱民、如此优秀、如同亲人一般的近平同志要离开福建了，我心中的留恋和难过，也实在言语难表。当时厦门还有一位同志听说了近平同志要去浙江的消息，与我约定一起去送行。第二天清晨，我们从厦门赶到福州，在省委大院见到了近平同志。他握着我的手说：“大姐，你来了我很高兴。”随即交代秘书去沏茶。他又说：“大姐，我要到杭州去了，不知道你有什么指导意见？”我说：“不敢不敢。我们冒昧从厦门赶来，您临行前又百务交集，我们看你一眼就走。”他连说不着急，又请我们喝茶。随后，他让秘书给我们照了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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